宋代，物质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开始寻求个体的发展，多样化文娱活动是宋人强身健体、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方法。

　　由远古时代的石球孕育衍生战国蹴鞠、汉代击鞠、唐代驴鞠和步打球、后唐棒击球等典型代表。

　　发展至宋代，球戏内容更为驳杂，形式多样，综合文献资料、传世古画和出土文物研究发现。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兴起于战国的节庆体育活动，在宋代发展至顶峰。

　　季春时节———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是球戏运动开展的火热时节。“去冬节一百五日”时有春游嬉戏、禁火冷食、祭祀三大习俗。

　　加之宋代宽松的假期制度，官员有7天的假期回家去纪念亲人或团圆相聚，“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州府元龟》中：“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二月寒食节帝御麒殿之东亭，观武臣及勋戚子弟会球。兼赐宰臣宴馔。”

　　《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条载：“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疎狂……於是相继清明节矣。”

　　并规定每年“三月会鞠大明殿”。《东京梦华录》卷七开篇清明时节后《驾登宝津楼诸君呈百戏》中出现“大打”“小打”。

　　捶丸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宋徽宗1127年。《丸经·审时章》：“风雨阴晦，大寒大暑，不与也。”

　　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受制于自然地理位置、行政区域、生产方式、人口变迁等因素。

　　“富贵迷人眼”的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从自然地理和历史沿革角度出发，经考证北宋都城汴京位于今河南省中部偏东，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黄河冲积平原带来丰厚的土壤，“穿城河道有四”。交通便捷，自夏商周时起，均有王朝在此建都。

　　五代时期开封素有“七朝都会”之称，发展至宋代是“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的繁华都市。

　　部分皇家园囿和私家园林在节庆日面向公众开放，为民众参与球戏提供休闲娱乐场所。

　　《蹴鞠谱》《宋太祖鞠图》《东京梦华录》《丸经》等史料中详细记载着宋代球戏开展的场地。

　　主要包括公共园林、瓦舍勾栏专设性场所、酒楼茶坊、街巷花园广场的非专设性场所。“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

　　公元977年三月，宋朝廷举行首次打球仪。宋徽宗时，球类运动的开展达到高潮。宋徽宗本人善球戏。

　　士大夫中也盛行蹴鞠，其中以高俅、丁谓、李邦彦、唐文若、柳三复等人为代表“以能蹴鞠，善察上意”。

　　现存陕西省甘泉县博物馆的一件宋代富家子弟捶丸纹画像砖中雕有官宦装束的两位捶丸者学艺的情形。

　　球戏运动推动宫廷女子球戏发展，出现职业化队伍。宋徽宗赵佶《宫词》：“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角输赢。”

　　“女弟子队153人，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通过观赏者之多可见专业女子蹴鞠队的风采。民间社团中技艺超群的女伎人有“女校尉”的称号。

　　抛球在宋代多为女子表演，《宋史·乐志》“俗部乐”记载：“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三曰抛球乐队。奉绣球。”

　　《抛球乐水龙吟令·抛球乐》可见民间抛球技艺精湛、宴会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场面。

　　球戏深受孩童喜爱，宋代范公偁《过庭录》记载，范仲淹外孙滕元发，幼时沉迷“角球”不可自拔，范仲淹命人将球打碎，以正其过。

　　《百子嬉春图》《蕉阴捶丸图》《小庭婴戏图》等出自宫廷画师苏汉臣等名师之手。其中的婴戏图、日常用品宋白地赭色婴戏枕。

　　宋代儿童棒击球纹陶枕图等均具备“童子”“球戏”元素，画面生动活泼，不仅蕴含“多子多福”寓意。

　　更是官方政府机构利用婴戏图，以图像宣教的形式对民间严重的生子不举现象，进行干预与劝诫。

　　球类文化的最显性层面即为运动的载体和对象———以球为核心的器物层。制球皮匠徐博世“能以碎皮缝为一球”。

　　《演繁露》：“今世皮球中不置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缝砌已周则遂吹气，满之气既充满鞠遂圆实。”还出现了给球充气的“打煊法”。

　　球重有明确规定，“前人健色，正重十四两”，大约是522克左右，由此可见鞠的制作已经是一种有章可循的制作技艺。

　　专业性同样应用在捶丸球及棒的制造和标准，“赘木为丸，乃坚乃久。太重则迟，太轻则飘”。“遥者击远也，凡扑棒撺棒、单手杓棒，欲令致远，必须皮面窄，木分厚”。

　　材料是球具的根本，《丸经·取材章》精准总结选材时间：“秋冬取木，用其坚也。南方大竹，刚劲厚实，故可为柄。朴斵以时，用其柔也。春夏天气温暖，筋胶相和，可以造棒也”。

　　而且因人而异，宋代的捶丸棒有私人订制的特点，“丸准轮，轮量权，权量身。欲量棒大小，棒欲量身长短，相称则利，相欺则不利矣”。

　　《金史》中记载，“球状大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主要有红漆球、白漆球、彩画球、皮革球4种用球。《金史》卷三十五《礼志》中“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

　　结合河北钜鹿出土的宋代绢画击鞠图上马球杆形状，可知变化较大，和《明宣宗行乐图》中捶丸杖有相似之处。

　　主要分为彩画球仗、“术虎筠寿传”中皮革球杆及藤柄球杆。球戏发展至捶丸在球具的选择上更体现自主性和个性化。捶丸的球具备墨玉、金刚石、玛瑙、绞胎等质地。

　　球棒依据击打所需演化出多种样式：“杓棒鹰嘴当蹲。行者，撺棒是也。飞者，扑棒单手，杓棒是也。”“随宜用棒。行者不蹲，撺棒不减膝。飞者随宜。扑棒单手当立，杓棒鹰嘴当蹲”。

　　“左朋黄襕，右朋紫襕；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有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再现宫廷马球对于着装的要求。

　　蹴鞠运动中，“有花装男子百馀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驴子”。

　　宋代皇宫嫔妃婢子蹴鞠的服饰，多数穿着敞开式的蹴鞠服饰，即“褙子”，下摆窄细，和宋代纤弱的审美观点相符，且便于行动。

　　《岱庙·宋童子捶丸图》中童子上身着束腰长袍，下身穿肥腿裤，分腿而立，右手握球，置于胸前，左手执棒。做击球状。

　　结合宋代“孩儿蹴鞠图”磁州窑枕中儿童形象，可见儿童服饰是成人服饰的缩影。

　　宋代蹴鞠规则明确，《蹴鞠图谱》明确划分球员分工，涉及正挟、副挟、解蹬、球挟色近十名角色；

　　针对比赛输赢：“凡白打，部署，校正定下校尉高低。不许旁人膜串，更不许争闹。定对了毕，或三筹、两筹、五筹、十筹，或大打三、五、七间。次日，叫正唱筹、社司记数”，并设有裁判人员。

　　“手执筹钱，小钱作小筹，大钱作大筹，输赢将一钱放于盆内”。其规则与现代足球相似，设有裁判人员保持中Kaiyun开云立，不偏不私。

　　宋时期马球运动受到重视，除成立专门马球机构外，更统一修订规则和仪式秩序。捶丸运动球戏发展至后期规则日益繁复。

　　《衍数章》界定参与人员规模；《运筹章》讲述捶丸竞赛的记分方法和奖励办法；《置序章》安排竞赛时先后顺序。《记止章》《决胜章》记载了各种情形下对于捶丸竞赛中有关违例的罚则。

　　两宋闲人为球戏开展建设专门组织机构“闲人本食客也，古之孟尝门下中下等人，但不着业次，以闲事而食于人者。”“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方官员到都干事。”

　　“蹴鞠打毬社”“齐云社”是“社火”的简称，是为参加社日集会“社火”而自愿结合的蹴鞠艺人表演群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组织协会。

　　宋代齐云社的主要作用是聚集蹴鞠爱好者、考核技术、宣传体育运动、制定活动比赛制度、传授运动技艺和维护社团艺人的利益等。

　　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一年一次的“山岳正赛”，来自全国的艺人进行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确定等级。“谓如窝脚、会儿本自一家，今分两处。”

　　宋代“白打”风行，除去场地、球门等的限制主要体现控球技术和技巧；相较于唐代，马球在宋代成为科举考试的项目，武举设有马球科，策论进士科亦如此。

　　宋朝马球赛分为两种：一种是双球门制的比赛，以击入对方的球门先得三筹为赢；另一种是单球门制的比赛，两队都以击球入盂为进攻目的，得分多为赢。

　　在君王倡导臣民“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氛围下，宋代抛球歌舞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抛球比赛歌舞、宫廷娱乐歌舞等形式。

　　以杖击球的运动，发展至宋代成为手持曲棍，分为击球入门和击球入穴两种形式。《丸经》用上下卷三十二章，详细阐述捶丸规则、技巧、方法、器具、品行要求等。

　　宋代文化是一种创新性文化，理性化成为宋代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各项事务均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

　　执政、台谏、君主三权分立，同时宋代重“祖宗法制”，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立下“不可斩杀文臣和直言纳谏者”，社会上形成了不畏权威，言论宽松的文化氛围。

　　两宋“变风俗、立法度”，是政治领域思想创新的体现，逐渐影响社会各个阶层，使得“创新”成为社会主流。

　　“创新”蔓延至体育文化领域，创新在北宋末年出现的捶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新技术”。唐代专供于皇室贵族的绞胎器在宋代成为民间日常用品。绞胎技术应用于捶丸的制作中有全绞、半绞及局部镶嵌3种。

　　纹饰多样，瓷中“君子”的美誉正契合文人雅士“内外通透”“沉静淡雅”的审美追求。

　　其次是“新规则”。捶丸以“击球入穴”为特征，围绕“穴”，捶丸开辟与以往蹴鞠、马球、抛球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

　　最后是“新场地”。宋代球戏突破场地设置，出现在瓦舍勾栏、园林广场，“平坦无砖石”即可成为球戏之所。

　　捶丸场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要求以郊外山野的高原地面为佳，地形地质“有平者，有凸者，有凹者，有峻者，有仰者，有阻者，有妨者，有迎者，有里者，有外者”“有坚者，有坌者，有燥者，有湿者”。

　　“作有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饫饱之余，心无所碍，取择良友三三五五，于园林清胜之处，依法捶击。风雨阴晦，大寒大暑，不与也。”

　　捶丸的包容性不仅是对于球戏各个运动项目的兼收并蓄，也体现在马球的杖逐渐分化为扑棒、杓棒和撺棒3种，由石球逐渐发展为墨玉、金刚石和玛瑙、绞胎等制作的丸。

　　在其参与人员上，既有皇室贵族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身强力壮的男性，亦有挣脱封建礼教规则的女性和天真可爱的孩童。

　　理学为宋代球戏开展提供思想基础，统治者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更趋于注重道德修养。

　　宋明理学主张“格物致知”“诚敬存养”“省察克己”“知行合一”“以静养生”。

　　圣人和君子的人格是最终理想人格。因此理学思潮影响下，文人儒士逐渐放弃蹴鞠、马球等竞争激烈的运动项目，转而向内寻求“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有节则志不妨。既不荒逸，志不邪矣。无时无节，则事废而志妨；有时有节，则身安而志逸。”表明有节制地参与捶丸运动，可以达到修身养性、愉悦精神的目的。

　　《贵和章》中：“和而不同，君子贵之。贵贱有等，不相夷躐，成德者贵重之。”

　　捶丸运动中虽然再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其贵贱等级、尊卑礼仪始终约束人们的言行，成为不可逾越的无形鸿沟。

　　捶丸不仅是身处自然环境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是参与者自身内心的和谐。

　　《知人章》：“观心知己。内观此心。则己之言行，亦可知也。心欲宁，心要静定。志欲逸，志欲宁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深入认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大众自觉主动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前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发达的商业经济、平民化的社会表征为球戏发展提供丰厚土壤。

　　本文从时间、空间、参与人员、球戏装备和规则等球戏关键要素出发，梳理汇总蹴鞠、马球、步打球、抛球、捶丸发展规律，归纳宋代球戏文化特征。

　　汲取历史智慧，切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传承者、守护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